有句諺語怎么說的？“到卡塞爾去！”卡塞爾之于藝術如同奧斯卡之于電影，沒什么可說的。
卡塞爾還有一種所有人都想買的東西——“Ahle Wurscht”。這種腸香味濃郁、軟中有硬，而且只有卡塞爾才有，在德國的其它地方可找不到。每五年一屆的卡塞爾文獻展的誘人程度已經可以同“Ahle Wurscht”媲美了，于是人們又多了一個到卡塞爾去的理由。　　
1去德國
　　八月的巴黎正值假期，生活本來就閑散的巴黎人暫時放棄了咖啡，四散奔去外省度假了。城市人群立刻換成了渾身掛滿相機，興奮地查對著旅游圖的外國游客。于是盧浮宮立即轉換成大排檔，塞滿了操著濃重口音的美國人，爭先恐后地瞻仰仿佛陳列在保險柜里的蒙娜麗莎。日本人用最新的迷你DV拍著艾菲爾鐵塔的每一個細節，卻不太細品，拍完就走，他們大概只注重一切可以帶回家的東西。阿拉伯人拖家帶口，坐在香舍里榭大道兩側的飯館里，表情茫然地吃著昂貴的海鮮。而巴黎人則啃著巴蓋特，微笑著站在地中海式的迷人陽光下，以他們燦爛的藝術史和浪漫傳說為 “誘餌”，讓你欣然掏出每一個歐元。就象一位法國朋友告訴我的：在巴黎你永遠可以找到樂子。可能是藝術家的性情使然，我卻決定去尋找一種稍顯冷靜的心情，于是離開擁擠的巴黎乘車去德國看今年在卡塞爾舉行的文獻展。
　　高速列車時速300公里，窗外的景色象快進的錄像帶一樣飛快閃過，慢慢從米勒充滿稻香味的遼闊平原，漸進成了翠綠剔透的高山林地。德國人的房子就星星點點地散布在這些古老花園般的樹木之中，未到目的地我已經感覺到了一絲日耳曼式的冷靜。
2卡塞爾
　　卡塞爾是位于德國中部的一座小城，就象其它中部城市一樣并不是特別發達。
　　在科隆或波恩這樣的城市，除了它的歷史古跡以外，你還可以看到各種各樣壯觀的國際風格的建筑，設計獨到的后現代主義建筑，還有滿街的新式轎車和改裝跑車，以及有啤酒出售的麥當勞。而在卡塞爾你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古堡、園林、一塵不染的街道、老式甲殼蟲和叮叮咣咣的有軌電車。凡是在北京住過的人去歐洲城市，都會有一種小而安靜的感覺，西語叫作“CUTE”，意思是指精致可愛的小東西，卡塞爾就是這樣一座城市。河里游著天鵝和野鴨，小一點的河池里魚在成群地旅行。人們或在鮮綠的草坪上踢球，或騎車穿行于小橋流水之間，浸在這種氣氛中，人的心境也自然恬淡，透明的空氣中彌漫著太陽與青草的味道，那氣味讓你很容易回想起童年。確切地講，卡塞爾更象一個印象派畫家筆下的十九世紀的城市。然而，從二戰以后，這個小城因舉辦文獻展而聲名大震。
火車剛進站，我就象一個老練的旅行者一樣直接奔向問訊處打聽文獻展的信息。
十分鐘以后，我拿著一摞索要來的展覽介紹從問訊處出來時，我還為自己熟練的英文能派上用場而洋洋得意著，　　但幾秒鐘以后，這種感覺消失殆盡，因為我這才注意到，車站里不但掛滿巨幅的文獻展招貼，（可能正是因為太過巨大所以才看不見），而且關于文獻展的資料擺得到處都是，任你隨便拿。
　　為了展覽，卡塞爾開設了幾條巴士專線，嚴謹的德國人在每一站都標明了詳細的參觀路線。巴士也一樣守時而高速，而且到站時，本來底盤就很低的奔馳大巴會傾向車門一邊，讓你用不著下臺階，直接走向人行道！唉，德國人！
3 文獻展
　　第11屆德國卡塞爾文獻展于6月8日在卡塞爾開幕。因為有許多環境作品，所以本來不太大的卡塞爾幾乎整個就是一個展場了。首先進入視線的是擺在展覽館前廣場上的一個箱子。看上去就是一個極普通的用來運輸藝術作品的木制包裝箱，上面印著標示身份的紅色大字——藝術，而下面用幾乎同樣大的字注明——易碎品。
可能是創作者認為在這個經濟并不穩定，和平也并不總在的社會，“藝術”這個有點奢侈的字眼太過脆弱了吧。這次的策展人叫歐奎·恩佐（Okwui Enwezor），這位39歲的尼日利亞人，要在展覽的五個論壇中展現一幅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跨學科的后殖民主義圖景。
　　英國藝術家印卡（Yinka Shonibare）的裝置極端復雜豪華，在高懸著19世紀四輪馬車的大廳里，一群身著色彩絢爛、圖案華麗的盛裝男女塑料模特，正在擺著各式各樣的性姿勢。展現出“大遷移”（Grand Tour）時期殖民主義與異國情調的經典畫面。
　　曾作過鋼琴演奏員的德國藝術家漢內（Hanna Daroven）的兩千多幅文字裝置作品，被密密麻麻地從展廳一樓一直掛到三樓，上面寫滿了日歷、樂譜、數學運算，無窮無盡的重復其實并沒有實際內容。原來她強調的是書寫行為本身，就象她自己說的：“我在寫，但我不在寫什么。”能用別的形式解釋清楚的藝術可能也沒有太大價值了。我是藝術家我怕誰？藝術本身就是無道理可言的。同是德國人的女藝術家瑪麗亞（Maria Eichhorn），則是將她作為藝術家與畫廊及政府機構簽定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合同做成燈箱，鑲嵌在展覽館的墻里，一排排發著淡淡熒光的文字和印章，烘托著放在中間的象佛龕一樣的墻洞里的一疊歐元。藝術家的創造力與經濟操作之間的關系被一語道破，冷靜而準確。
《U-571》是2000年的好萊塢大片，講述二戰時美軍奪取德軍密碼機的驚險海戰故事。此片情節援引真實事件。同是在2000年由英國藝術家塞利斯（Cerith Wyn Evans）創作的作品是將一篇文章譯成莫爾斯電碼然后用聚光燈有節奏地投向一個旋轉的迪斯科球，于是隨著球的旋轉，無數個白色字符被投射到墻上、天花板和地下，并緩緩移動，置身其中就象整個環境都在轉，我想這陣勢美國海軍來了也怕要暈船了吧。
　　倫敦女藝術家莫娜（Mona Hatoum）的作品向來很有政治意味，她的作品是一堆連著銅線的五十年代的家具。隨著一陣陣電流的嗡嗡振動，這些被通了電的陳設慢慢地變換著亮度，仿佛在對參觀者說：我有電，別碰我。裝置的四周被用細鋼絲繩隔離開。在那個環境里你不敢確定這些鋼絲繩上是否也帶有致命電流。但作品周圍卻圍了很多人，偶爾也有人抖膽伸手試探，看來恐懼對人確實有種莫名的吸引力。
　　因為是文獻展，所以被選擇的作品大多不同程度地突出表現各個地區的特點。伊朗館是一部沒有對話的9分鐘的紀錄片：一個站在暴風雪中焦急等待巴士的女人，表現了伊朗革命后社會的動蕩不安。阿富汗的影片講述的是偷越國境，來自巴西的藝術家讓你體驗徜徉在三十公分厚純正巴西咖啡上的感覺。
　　這次參展的中國藝術家有兩位，都是運用多媒體。楊福東送的是一部很中國的黑白故事片《陌生天堂》，將 “中國資源”轉換得非常到位，置于西方的語境中去看它，更中國。而馮夢波則是將自己的形象做到三維電腦游戲中，并邀請觀眾參與到他的作品中。在一間有三塊大屏幕的暗室里，你可以用一把有無盡子彈的槍瘋狂射擊，火光迸射處血肉橫飛。在這個虛構的世界里，馮夢波是你的敵人，是你可以無休止地發泄子彈的靶子。進而發現正是暴力的情節刺激了你的成就感，于是射擊，仿佛永無休止。而真正令我不安的不是持續出現的馮夢波，而是我自己。在這類游戲中，坦白地講，自身確實得到了滿足，將人性里邊潛在的獸性以游戲的方式宣泄出來，同時也令人不安地發現，原來暴力與幻想正在一天天地使我們的感官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蛻變。
　　抹一把額角的汗，長舒一口氣，口干舌燥地來到展覽館外面，恰逢（后來知道是非洲藝術家的作品）幾輛賣冰棍的車，形象酷似七十年代遍布全國大街小巷的賣冰棍車。可愛的陽光女孩象變魔術般拿出三種不同包裝的冰棒，我選擇了灰色包裝的一種，結果發現這冰棍的意義也太純粹了，只有硬硬的冰，沒有一點別的添加。
　　經過近半小時的吸吮啃咬，終于兩腮發麻地解渴了。后來因為好奇，我又選了另外兩種，結果都是一樣，饑渴本身已經消解了選擇的意義。看來感受純粹也需要勇氣。
　　要在短短幾天內徹底感受118位參展藝術家的作品是難以達到的。形式上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展覽大多數是給人帶來新鮮感覺的新媒體作品，架上作品倒成了一種點綴，因為許多現代人已經沒有精力用古典的心情去欣賞架上作品了，或許，架上繪畫將逐漸演變成中產階級墻上的裝飾物。藝術家苦心經營的風格，在需要各種形式光鮮刺激的觀眾眼里，根本只是淺表的符號。當代藝術正逐漸跨越它與生活的界限。面對各種各樣的新奇藝術形式，我覺得以往的手工藝術圖像其實一直在和科技圖像抗爭，而且含有巨大信息量和視覺沖擊力的后者正在將前者慢慢淹沒。
　　不過，象這類由西方國家策劃的文獻大展，難免會帶有西方的價值觀和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俯視心態。那么，中國藝術家該如何自處，是跟隨西方前衛？是發掘自身傳統？或是用西方的觀念來加工我們的傳統？信息時代講資源共享，它允許我們吸取先進有效的方法。然而“拿來主義”應該是短期手段而非長期目的。無論如何，面對這個全新的時代，我們已經毫無選擇地站在起跑線上了。

發表于《時尚·Esquire》2002年12月號